《人生》杂志2016年第1期

特别报道

晚霞红似火 余晖照满天
——记“最美协会人——中国计生协十佳人物”崔俊权

文/乔莉平  

   小院里，前两天刚下过雨的地面还是潮湿的褐色，一个角落里几株不知名的时令花草正开放着，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用竹片围起来的鸡窝，四五只母鸡进进出出溜达着。走进坐北朝南的四间典型的河北民居里，看上去很有年头儿的几件家具干净、简单，屋里屋外收拾得利利索索，一看就是勤谨人家。这就是“最美协会人——中国计生协十佳人物”、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南霞口镇计生协“五老”副会长崔俊权的家。
   崔会长幽默风趣，我们的采访在一阵欢声笑语中开了场，说是采访，其实就是聊家常。因为从获奖材料中我已经了解到，崔会长为计生工作做出的努力，取得的成绩。但我更想知道，是怎样一种环境，怎样一种性格，怎样一种经历造就了这样一位不计报酬，志愿为计生工作“干得投入，干得带劲，干得痴情，干得红火”的老会长。崔会长在镇政府大院里年龄最大、工龄最长，大家都称呼他老崔。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我就尊称为崔老吧。
   崔老就是南霞口镇所在地南霞口村人，生于1943年，六岁时母亲去世，十几岁又失去父亲。在那些艰难岁月里，他是在哥嫂、大姐的抚养下和乡亲们的帮衬下长大的。18岁参加工作后，崔老又在组织的培养下，从一个推着小车走街串巷的营业员，成长为一位乡镇领导干部。所以，他始终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在成长过程中和工作岗位上回报着。

因“贪玩”改变的人生

   用崔老自己的话说，他的人生离不开一个“玩”字。小时候家里困难，初中没毕业就不上学了。因为贪玩，不爱在家里劳动，崔老先是在火车站收梨、装梨。当时年龄小，不爱说话，只知道干活。供销社的负责人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就把他招成了合同工，试用期为三个月。那年，崔老18岁。
   当时同去的一共有13个人，其他12个人都是商业系统子弟，只有崔老一个人是地道的农村娃。他心里明白，自己留不下，迟早得走，但最后，却只有他一个人留下了。崔老说：“其他人家里条件好，平时娇生惯养，受不下这个累。可对我来说，却好像到了天堂，吃饭吃得好，活儿也不累，我特别知足。”听到这里，我仿佛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孙少平”就在我面前（“孙少平”是路遥笔下《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一起招工到铜城大牙湾煤矿的四十来个人中，只有“孙少平”一个人是纯粹的农民子弟，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到煤矿仅仅是去转一圈而已）。这时候，墙上“出生于”1964年的一座挂钟敲响了整点的钟声，声音醇厚、悠长，仿佛把我们带回了那个艰苦岁月。
   崔老在供销社做过营业员、门市员、秘书，一干就是12年。人生或许就这样了，工作体面，还能优先买到不少紧俏的时兴货，可一场“意外”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一次，供销社的货运职工与在铁路沿线打击偷盗行为的公安人员因一场误会起了冲突，书记派崔老去现场处理。无奈之下，崔老将情绪激动的公安人员锁进了屋子里，这在当时可是件大事。县委组织部派人调查，崔老始终说这是自己的个人行为，与领导和组织无关。由于此事一时无法解决，组织部就把他送到沧州市委宣传部帮忙。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崔老开始接触文字和宣传工作。他的工作能力和态度得到了宣传部的认可，想把他正式调过去，可崔老觉得家里孩子小，想回东光县，于是就从沧州市委宣传部回到东光县商业局上班，周围人都觉得他错过了一个好机会。在商业局工作不到一年，崔老又被县委组织部调了过去。原来，在调查那场冲突时组织部就已经“看上”他了。对于崔老来说，这真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在县委组织部工作一段时间后，崔老跟随领导下到胡集乡担任秘书，一跟就是三年，这段经历被大家认为是“降格”，可崔老不在乎。后来这位领导调任县委书记，问崔老对自己接下来的工作有什么打算。崔老说：“我当时就说想干一个能玩的工作。”于是他被调到王喇乡任副乡长，主管乡办企业，经常要去各地协调关系，满足了崔老“玩”的心思。那年，崔老37岁。
1980年到1995年，崔老先后在王喇乡、于桥乡、燕台乡担任副乡长。在王喇乡上任头一天，崔老就下乡开展计生工作，这或许是他那时候就与计生协结下的缘分吧。1993年，燕台乡更名为南霞口镇。1995年，崔老退居二线，主抓农业开发，同时担任工会主席。2001年，镇上决定让崔老担任计生协副会长。那年，崔老58岁。
   在整点和半点钟声的一次又一次轮回中，我仿佛跟着崔老又走了一回他的人生路，他把过去的苦日子当笑谈，对自己这大半辈子所得到的感到莫大的知足，对自己所做的却又永远不满足。在这种特别知足和永不满足的“落差”之间，崔老如今即使年过七旬，依然劲头十足，在计生协“五老”副会长的岗位上发挥着余热。借用周围人对他的评价，他是“计划生育的有心人”“不辞辛苦的计生人”“扶危济困的‘活菩萨’”。

计划生育的有心人

   别看基层协会现在有作为、有地位，在十几年前，却被认为是“挨骂”的工作。崔老想，协会是为群众的生产生活服务，而不是限制他们的生育，之所以产生这些误解，还是因为宣传不到位。可传单报纸发了不少，效果却并不明显。崔老决定从文艺宣传入手，去各村做动员工作，组织文艺活动。由于自己文化水平有限，他又寻访当地能人，开发了三句半、快板、小品、表演唱等文艺宣传形式，并汇编成一本91页、1.3万字、41个节目的小册子。
   另一方面，崔老认为，计生协只有两个人，一个副会长，一个秘书长，工作空间和能力有限，必须依靠政府的支持，依靠其他部门的协助。他通过个人关系为南霞口镇引进了一家灯杆厂和一家电器配件厂。这两家企业落地投产后，优先吸收计生协会员进厂工作，既产生了经济效益，又产生了社会效益。按照当时的政策以及崔老招商引资的规模，政府应给予他1.8万元的奖励。可崔老没要，因为他不是为了获取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了争取政府对计生协的长远支持。
   除了做这些具体的事情，崔老还有个好人缘。在镇政府大院里，崔老虽然年龄最大、工龄最长，但他从不摆架子，总是主动和大家打招呼。大院里有什么事情，不管是不是计生协的，崔老都主动请缨，帮着拍照、录像，反过来，计生协有什么事情，其他部门也积极配合与支持。
   宣传工作就是跟群众打交道，如何与群众搞好关系是关键。崔老回到村里也从不摆架子、拿身份。以前因为工作原因产生过矛盾的人，崔老也放下姿态，主动和好。他说：“看似地位低了，实则威望高了。”崔老还为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照相，并自费冲印相片，不仅老人有，他们的儿女也人手一张。这对很多一辈子都没照过相的老人来说，非常有意义。崔老下乡总是带血压计、血糖测量仪，他说这没什么成本，还能为群众带来方便。崔老还会修收音机、电视等家用电器，街坊四邻家里的电器坏了，都是找他给修。我问崔老专门学过吗，他说这是“玩”会的。正是通过这些小事，大家都非常尊重崔老，他组织的活动也都积极响应。
   2010年，崔老参与了东光县县志的修改工作。在阅读第四篇《政党社团》时，崔老发现里面仅提到了科协。基于自己多年来对计生协的了解，崔老向续修县志办的领导提出建议，将计生协及计生协的几件大事记编入县志，这在河北省，甚至全国恐怕尚属首例。
   2014年，东光县创建了“一家三站一队”服务模式（一家即会员之家；三站指留守老人、儿童服务站，计生困难家庭帮扶站，适婚青年婚姻介绍站；一队指志愿者服务队），这个模式的出发点源于崔老。因为崔老走村入户比较了解情况，东光县计生协的郝逢春副会长就找他商量看什么样的服务模式最符合老百姓的需求，贴近老百姓的民生。崔老说农村一是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特别多，二是男女比例失衡，很多男孩说不上媳妇，这都是些实际问题。解决他们的困难，能起到稳定社会、安定民心的作用。郝会长听后召集县、乡镇老会长、秘书长座谈研究，促成了东光县“一家三站一队”服务模式的创建。
   崔老担任计生协副会长以后，时时处处为计生协着想。不仅表现在具体工作上，还表现在个人生活中。有一年，崔老陪老伴去黑龙江省抚远县探亲，路过哈尔滨市南岗区计生协，心想，天下计生是一家，便进去交流计生工作经验。在抚远县，崔老将他随身带来的宣传品发给亲戚家的邻居们，宣传品上印着计生协的名称以及很多计生宣传标语，起到了宣传作用。
   可以说，崔老已经把自己和计生协融为一体，把生活与工作融为一体。听说崔老每月都会去一趟沧州市，而且是周末去。沧州市计生协的王文赏科长跟崔老打交道多，她说崔老总是提前给他们打电话，请他们把工作通讯和内部刊物放在传达室，自己则把工作纪要和需要提交的材料拿过去。王科长问他为什么总是周末去，崔老的幽默劲儿又上来了：“平时（工作日）去你们不还得管饭吗？再说，我也不是专门去送材料的，是去逛花鸟虫市的。”写信也是崔老交流工作的主要方式之一，这些年，工作中的体会和建议，崔老写了得有上千封信件。

不辞辛苦的计生人

   做宣传工作，光有激情和干劲儿不行，还得有阵地，崔老这些年来真是见缝插针地为计生协抢占宣传阵地，硬件软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地开展宣传工作。
   有一年，镇政府在途经南霞口镇的104国道旁修建了一个宣传长廊，哪家企业做广告就由哪家企业出电费。在崔老的协调下，镇上为了支持计生协的工作，一边宣传企业，一边宣传计生，每月一万来块钱的电费由镇政府出。
   段庄村的会员之家原本在村里一个偏僻的地方，既不适合开展活动，场地也已非常老旧。可村财政不富裕，无力搬迁。崔老就找了徐吉光镇长，请镇上给解决了5万块钱。房子是解决了，装修又没钱，在崔老的协调下，镇上又给了2万。新四村宣传队的大鼓坏了，队长找到崔老，说村里实在困难，没钱换新的，崔老就又找徐镇长“化缘”去了……这些年，崔老协调县、镇财政资金50多万元帮助6个村建立了活动中心、会员之家。
   在宣传形式上，崔老说，宣传没有界限，他不只局限于在本镇开展宣传活动，而是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比如请南皮县来南霞口镇演出，把南霞口镇的宣传队带到兄弟乡镇和周边县演出。他还将在文艺宣传活动中收集的资料分享给兄弟乡镇，因为他觉得，“一花独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2010年正月，天空不时飘着雪花，从正月十三到正月十六，崔老骑着自行车为6个村组织了7场文艺活动。“活动结束回家的路上，我骑着自行车又累又冷……”说到这里，他的眼圈突然红了，声音也哽咽了。我问：“那为什么后来您还是坚持这么做？”他立刻恢复了一贯的神采：“等光盘做出来在电视上播出了，看着那些一辈子都没照过相却上了电视的群众的笑脸，我就又觉得值了。”
   为了搞好宣传工作，这些年来崔老编排了大量文艺宣传节目，每年都组织几十次活动，不管是南霞口镇的，还是兄弟乡镇的，他都骑车赶到现场拍照录像、刻录光盘，刻好后再骑车送到兄弟乡镇、主管部门、上级单位，甚至自己坐车送到沧州市，这些年光盘就刻了700多张。可以说，自行车和照相机是崔老的两件“宝贝”。说到这里，崔老拿出来一个小本子得意地为我们展示着，上面记着他最近几个月的“行车记录”。崔老还细心计算了一下，平均每月骑行535公里。这对于一位70多岁的老人来说，简直就是一项“壮举”！

扶危济困的“活菩萨”

   宣传只是计生协工作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为计生家庭解决实际困难。东光县的救助活动一般是县里布置，乡镇落实。在崔老的摸底把关之下，南霞口镇被戏称为东光县的“免检单位”。因为崔老始终坚持原则、公平比较、不徇私情。他的原则就是，有限的资金要给予最需要的家庭。
2013年5月，南霞口镇赵庄村的赵乐乐同学荣获2012年度“沧州市自强女孩”称号，赵乐乐自强的背后就有着崔老的支持与关爱。
   事情要追溯到2009年的一天，崔老的孙女放学回家告诉他，她们班上有个同学家里特别困难，可这次居然没享受到学校补助，班主任让她们班拿到补助的同学每人再交回50元资助给她，这名同学就是赵乐乐。第二天上学前，崔老拿给孙女一个信封，里面装了300块钱，让她交给班主任，还附了一封信，说这钱由他个人出，其他同学的钱就不要再收回来了。一个月后，班主任又把钱退了回来，说学校已经给乐乐补发了，这是后话。
   没过几天，南霞口镇接到县里要求上报救助对象的任务，崔老就想到了乐乐。上午11点，崔老在县里接到任务后就骑车返回镇里，到镇中学了解情况。听乐乐班上的同学说，每天中午放学后她们约乐乐一起吃饭，乐乐总说自己不饿，要先做作业，等同学们回来她却说已经吃过了。其实，是因为家里困难，乐乐吃不起饭。崔老当时听了就落泪了，他马上联系赵庄村村委会初步了解乐乐家的情况并上报镇主管领导，得到批准后又骑车赶往赵庄村进行实地考察。乐乐家的情况比崔老想象得更困难，乐乐的父亲在外打工时不慎受伤导致腿部残疾，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全家就靠三亩地每年4000来块钱的收入生活，低保每人每月也只有80块钱。
   晚上回到家，崔老连夜写好材料，第二天一早就坐车送到沧州市。从接到任务到提交材料不到24小时。很快，乐乐就通过审核，成为沧州市的救助对象。崔老又向县里申请，一次为乐乐家解决了3000元的救助款。再后来，乐乐从南霞口镇中学考入东光县一中就读，崔老又把乐乐的材料送到县一中有关老师手中。
   不止这些，六年来崔老一直关注着乐乐的成长，关心着她家的生产生活。有一年冬天，天气已经很冷了，乐乐家还没生火，崔老看了心里非常难受，当即掏出200块钱交给乐乐的大娘，托她给乐乐家买点过冬的煤球。
   2013年8月下旬，县里要赶在开学前把“金秋助学”金送到困难学生家里，郝会长说，到南霞口镇那天，半路开始下起大雨，他赶紧给提前约好的崔老打电话，问他到哪儿了。崔老说他在赵庄村路边的树底下等着呢。等他们赶到了，看见崔老站在树下，两脚泥，身上直往下滴答水。郝会长心里顿时觉得过意不去，毕竟崔老已经是70岁的人了。当他们把救助金送到乐乐家，在她家串门的邻居说：“这种天气你们都来了，这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乐乐可有亲人啦！”
   正是在这种大爱之下，乐乐成长为一个自强、自爱、自立的孩子。今年高考后，乐乐被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录取了，她第一时间给崔爷爷打了电话。崔老接到消息就去找郝会长，协调东光县计生协为乐乐提供了4000元的学费。
   火把刘村的孙连桥身患烟雾病（一种原因不明、慢性进行性脑血管闭塞性疾病），这种病少见难治，一发病就昏迷不醒。为了治病，家里已经非常困难，可这时候，他的妻子又得了心脏病急需手术。崔老从镇上一位包村干部那里得知此事，立即向县计生协做了汇报，县计生协当时就给解决了3000元钱。崔老又和那位包村干部面向企业进行了募捐，共筹集了2.4万元，解了孙连桥家的燃眉之急。崔老说：“像这样的困难户，对他们的关心不能只体现在钱上，平时我只要在报纸上看到有关烟雾病的起因、治疗等信息也会及时给孙连桥送去。”
   张庄村的张明春，父亲早亡，母亲患有精神疾病，他跟着大伯过，生活本就困难，又患上了脊髓灰质炎。崔老找徐镇长说明情况，徐镇长和崔老一起协调医院，积极为张明春进行治疗。2012年，张明春在县医院住院40多天，2万多元的医疗费都是镇政府支付的。2014年冬天到2015年春天，张明春又在镇卫生院住院90多天，卫生院减免了全部费用，目前病情已经稳定。这都是崔老跑前跑后协调的，他说看着孩子心疼。
   崔老关心计生困难家庭，扶危济困的例子真是太多了。郝会长说，每次和崔老一起下乡，受助群众都是伸出双手握着崔老的手亲热地聊天。可以看出，他们从心理上对崔老有一种依靠感，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风风雨雨十几年，崔老像一股春风，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他靠个人魅力，赢得了政府信任、群众支持，也获得了很多荣誉。两次获得中国计生协“先进志愿者”称号，2013年获得东光县“正能量之星”称号，还被评选为“感动东光人物”，这次又获得“最美协会人——中国计生协十佳人物”称号。
   我问崔老：“您每天都这么乐呵呵的，就没什么烦恼吗？”他说这么多年，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自己也不是没苦恼，就看怎么调节了。比如有一次他请一位退休老干部写了一首三句半，恰好崔老要去燕台村开会，这位老干部要去燕台村赶集，崔老心想两人在燕台村会面就行了，省得单跑一趟。这位老干部就理解成崔老架子大，不愿去他家取，当时在电话里说的话就不好听。崔老说，自己当时也怄气，心想，少你一份我的小册子照样出。过后，他又自己琢磨，觉得这样做不对，就又上门找人家去了。崔老说，他已经把自己当作普通群众中的一员，会长只是工作的符号，可有人不这么认为，经常产生误会和不理解，做好人好事也难。
   至于个人生活上，别看崔老现在有体贴的老伴、幸福的家庭，但在这之前，他曾经历过很多不幸。小时候失去父母受过的苦自不必提，2001年，也就是崔老刚担任计生协副会长那年，他的前妻不幸病故。那个陪他走过艰苦岁月的妻子，刚过上好日子，人就去了。直到现在，崔老提起来都是心酸和眼泪。第二年，崔老的儿子和姑爷又因车祸相继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是怎样的痛？没过几年，抚养他长大的大哥也因病去世了。那段时间，崔老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家庭的不幸让他无心工作。镇上的、县里的，甚至市里的领导都来探望他、鼓励他，让他鼓起了工作和生活的勇气。他比别人更知道，关心和支持对身在困境当中的人有多么重要。
   现在，崔老家已经重新组建了三个美满的小家，老伴人非常好，跟孩子们处得也好，女儿坐月子都是她伺候。我问：“阿姨，您对崔会长有什么意见，也跟我们说说吧。”她说：“有一年，他在家里从沙发上出溜下去，不省人事，我当时给吓坏了。是心脏的毛病，后来又犯过两次。我就是担心他老自己骑车出去，万一半路出点事，身边连个人也没有。”说着说着，这位善良的老人眼里泛起了泪花。“他从来不在外边吃饭，不管几点回来都说没吃饭，回来也没个准点儿。我经常是做好了饭，在门口张望了一回又一回，怎么还不回来？凉了的饭热了一回又一回，怎么还不回来？”这些话看似抱怨，实则心疼。都说半路夫妻容易有隔阂，可我看崔老夫妇和结发夫妻的情分一样深。“儿子”儿媳和崔老夫妇就住前后院，孙子孙女已经长大成人，再婚的女儿也时不时带着孩子回娘家来。“八大凑”的家庭相亲相爱，互尊互让。街坊邻居们都说，亲爹亲娘，亲儿亲女也不如他们家。
   在这样的幸福生活中，崔老不仅工作做得丰富多彩，生活也安排得丰富多彩，每年都要外出旅游一两次。墙上硕大的两个相框，一个装着崔老家这些年的全家福，另一个装着崔老在全国各地的留影。他说他已经走遍了全国的各个省会城市，港、澳、台地区也去过了，还有缅甸、韩国、蒙古等周边国家。崔老说，他还得去更多的地方看看，感受祖国城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全国人民的幸福生活。
   在之前的一次座谈上，我还见到了东光县找王镇的郝德海、秦村镇的于长平、大单镇的赵兰祯几位“五老”副会长，他们有的是退休教师，有的是退休干部，有的是普通农民，但都是计生协和老百姓选出来的在当地德高望重之人。不管身份、学识如何，我能从言谈中看出，他们字字句句都在为计生协的事业着想，为自己所能发挥的作用考虑。更难能可贵的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几位古稀老人不但自己做事要好，还暗地里互相较量，你好我更好。“五老”副会长最初是个新名词，东光县计生协邀请受党多年教育、为国家发展和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职工、老长辈担任协会副会长，就是希望借助他们的威望、经验、责任心和熟悉农村工作的优势做好群众工作，提高计生协的影响力、吸引力、凝聚力。后来的事实证明，东光县的做法是非常有远见的。
   崔老说，利用有生之年，发挥余热，做好计生协工作，为党的人口计生工作做出贡献。这是他的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