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动态

当前位置/ 首页/ 工作动态/ 正文

沂蒙精神支撑起沂南计生大计

  《人生》杂志2014年第10期
特别报道

沂蒙精神支撑起沂南计生大计
 
                                                                                                                 文/曹怀新

编者按:中国计生协组织生育关怀携手行•山东沂蒙老区行活动,做出“大力宣传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推动协会计生工作更好开展”的新闻导向,人生杂志社派记者再次深入沂南县,与当年的“红嫂”促膝交谈,与基层计生工作者共同探讨,与读者共享沂蒙精神的特质。
 
        “蒙山高,沂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一曲《沂蒙颂》自20世纪60年代起,唱响全中国,“红嫂”二字也传遍全中国。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是“红嫂”的发源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红嫂革命教育基地培训省内外20多万人,吸引60多万各地党员群众前来参观学习。人们从图片中、从音像制品中、从解说员口中了解沂蒙红嫂,领略了沂蒙精神。红嫂不是一两个人,在沂蒙地区,被政府部门收入名册的几百人,但无名的红嫂却成千上万。这样大的一个活生生的群体,她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动力是什么?又是什么在支撑着她们的行为?
村村有红嫂,山山有烈士
        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沂蒙山区发生过著名战役十余次,每次都是当地的老百姓赶制军鞋、制作煎饼、组织民工、筹措粮草、运送物资,冒着生命危险,接纳、养护八路军和解放军伤员。跟着共产党走,支援解放军,在沂南是普遍现象。仅孟良崮战役,就动员起临时民工69万人,二线常备民工15万人,随军常备民工7.6万人。这是一场人民战争,是山东沂蒙人民用肩膀扛出来的胜利、用小车推出来的胜利,是我党我军依靠人民群众取得的辉煌战果,可以说,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段光辉历史就无从谈起。
        当我再次走进沂南县,见到县计生协常务副会长薛维柱、计生局副局长刘桂霞时,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战争年代,这里是红嫂的故乡,你们村里,当年是不是也做过许多支前的工作?”他们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回答说:“沂南县村村有红嫂,山山有烈士。”
        话题就从这里开始。
        刘桂霞副局长的姥姥当年就是沂南县砖埠区妇救会主任,也是当地的红嫂,她虽然没有明德英、王换于那么出名,但那时红嫂做过的事情,她老人家也都做过。为了支援八路军,自己家饿着肚子,省下粮食支援前线,把自己的裤子撕了做军鞋。到了贯彻执行党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年代,老人家说,战争年代哪怕饿死自己的孩子都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如今党叫咱少生几个孩子又有啥难的?
        薛维柱的两个伯父都在战争年代参加了八路军,一个牺牲在沂河保卫战,一个牺牲在朝鲜战场。他家所在的砖埠区榆林村当年500多口人就有13个烈士。
        解放战争期间,陈毅、罗荣桓、徐向前、粟裕等我军著名将帅都在沂南战斗和工作过,全县先后有30多万人参军支前,1万多人牺牲。计划生育的全国先进典型——和庄村,当年不到1000人的村子就有17个烈士。和庄村的红嫂胡玉萍不仅在战争年代支前是模范,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全国著名的模范人物。20世纪60年代,全国人民都学习过她大公无私的先进事迹:她家的母鸡跑到生产队的牛棚里生了一个蛋,这个蛋就必须属于集体的财产。队里的牛,屙在路上的牛粪,她要把它捡回来,这是集体的农家肥。在计划生育政策还未普及,处于党和政府初步提倡实施阶段,胡玉萍当时已经50多岁,为了打消育龄妇女的顾虑,她主动要求结扎,在她身上做实验。她83岁去世,一生中的60多年都献给了拥军工作。晚年她被儿子接到抚顺生活,与当地的雷锋团搞拥军工作,养了300多口猪,先后送给部队。当和庄村成立村两委的时候,她又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2000元钱寄回家乡,支援和庄建设。她的矢志不渝,她的无私奉献几近于宗教般的执着。她的事迹拿到今天,许多人会不理解,甚至认为是编造出来的美丽谎言。人们不禁要问:无论是明德英、王换于还是胡玉萍,她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沂蒙红嫂的人格力量
        此次再来沂南之前,我有两个愿望,一个是想见一见红嫂王换于的孙女于爱梅,再就是希望能够见到一个当年的红嫂。
        有关王换于的事迹,我是在影像资料上,通过于爱梅的介绍知道的。我想当面见到她,从她那里破解我的诸多疑问。
        于爱梅操着浓重的沂蒙口音,肚子里装着说不完的红嫂故事,看上去比银幕上更真实。
        我说,看过她在音像视频上的讲话,那些事情我都知道了,我想听你在视频上没有讲过的事情。我问她:“您奶奶王换于1938年就入了党,那时候,她一个农村妇女,怎么就选择了参加革命呢?”
        于爱梅就此打开了话匣子。
        “俺奶奶王换于是俺爷爷家用两斗谷子换来的,在俺家没有一点地位(不光是她,那时没有把女人当人看的)。她的一个侄子当时是地下党,发展王换于入了党。共产党讲男女平等,对她很信任,又选她做村妇救会长,后来还当了副乡长。1939年,由于形势恶劣,徐向前委托她办起战时托儿所。想一想,那么大的八路军首长,器重俺奶奶,要不是共产党来了,要不是入了党,参加了革命,谁会把你一个旧社会的妇女放在眼里?”
        于爱梅的话说到了点子上,1927年山东大旱闹蝗灾,老百姓辛苦一年,麦子眼看到手了,蝗虫一过,颗粒无收。女人到地里跟蝗虫抢粮食,把孩子放在地头,待抢过一阵麦子回过头来,孩子已经被蝗虫咬死。那么大的天灾,北洋政府不管百姓死活。共产党跟老百姓同甘共苦,坚持抗战。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自会与腐败的民国政府进行比较。那时候的妇女,挣脱了几千年的精神束缚,可谓获得了一往直前的力量。她们没有文化,没有理论,只相信共产党,对党死心塌地,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就是她们的信仰。这在那个时代,成了沂蒙妇女的思维定式,无论自己吃多大苦,受多大委屈,也是坚定不移。王换于就是如此。自1939年开始,她家就成了抗日根据地的“堡垒户”。住到她家里的共产党干部就没断过,徐向前、罗荣桓、粟裕等人都先后来过,用当地人的话说,共和国十位元帅,有两位住过她家,许多华东野战军高级将领的孩子,都在王换于的战时托儿所生活过,孩子最多时有42个。为保住这些孩子,她让正在哺乳期的儿媳,先喂烈士的孩子。1939~1942年年底,战时托儿所的孩子们无一伤亡,而自己有四个孙子却因营养不良、照顾不周先后夭折。
        在我的要求下,于爱梅讲述了她在视频资料上没有讲出来的故事。王换于的战时托儿所,是孩子们的庇护所,当地干部也有人想把自己的孩子托给王换于,由于力不从心,王换于婉言拒绝了,这也给她后来的道路埋下了坎坷。
        1947年土改复查,王换于家拥有几十亩地,因为此前全家人都把精力和时间用在战时托儿所,用在党的工作上,没有能力种地,只好请亲戚帮种,这个“帮种”,在土改划分阶级成分时,属于“剥削”。王换于的党员被“挂”了起来,这一挂,就是36年。36年之中她从无怨言,也决不准许家人去找当年住过她家的首长以及从托儿所走出去的当年的孩子——今天的高级干部。这是她定下的家规,后人至今没有破过。
        1982年,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陈沂、文化局长马楠(当年曾经住过王换于家)来到山东,专程看望王换于,知道了她的境遇后,过问此事。1983年,王换于恢复了组织生活,这一年她已经95岁,6年后,101岁的王换于走完她沂蒙红嫂的一生。
        沂蒙红嫂的故事感人而又富有传奇性,如果不是于爱梅亲口说出,人们也许会认为这是经过文学加工的艺术作品。面对真实,我只能一声叹息:生命如此美丽。
        红嫂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着打动人心的人格魅力。从年龄上算起来她们多已年届百岁,目前留世的人已经不多,沂南县计生协满足了我的愿望,联系到一位红嫂老人,答应我可以到她家去拜望她,她叫范桂君。
        狭窄的胡同,陈旧的平房院子,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底层生存空间,甚至给人生活困窘的感觉。范桂君与儿子儿媳就住在这里。墙上挂满了范桂君的奖状,她安详而平和地看着我们的到来。范桂君已经98岁,耳朵失聪却精神矍铄。因为听力的问题,我与她交流有点困难,老人家见到我很高兴,但对我的问候没有反应,不时地喃喃自语,浓重的沂蒙乡音之中我只能分辨出个别词汇:“军鞋……鞋垫……国旗……”范桂君的儿子能听懂她的话,说:“母亲一辈子支前做了上万双军鞋,她做的鞋垫又厚又结实。垫上她做的鞋垫,能验上国旗班。”原来从这里入伍参加武警国旗护卫队的一个战士回来告诉她,自己的身高要不是垫上范奶奶做的鞋垫,恐怕就被淘汰下来了。老人家安静地坐在破旧的沙发上,沉稳而宁静,她身体虽然弱小,可在她的身边,我却感觉她像一座高山,一座像沂蒙主峰一样的高山。
        做过多年妇联工作的刘桂霞副局长,曾就沂蒙的妇女解放做过深入研究。在探讨中她告诉我,旧社会,沂蒙妇女生下来要裹小脚,要三从四德,在家从父,父死从兄,婚后从夫,挨打受骂,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八路军来到这里,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解放妇女,女人第一次被当人看,压抑了几千年的性别意识觉醒了。挣脱枷锁、不做奴隶的主体意识得到井喷式的爆发,这是沂蒙红嫂群体产生的思想根源和历史背景。
        是的,刘桂霞的论点是有说服力的,性别意识觉醒、平等做人,这正是支撑被压迫妇女参加革命的动力。我进而想到,在于爱梅讲述的王换于身上,在胡玉萍身上,在眼前这位范桂君身上,在刘桂霞的姥姥和那些无名无姓的许许多多沂蒙红嫂身上,那股无怨无悔,那种对党、对人民军队的献身精神,才是沂蒙红嫂精神的核心,也恰如刘桂霞所说,红嫂精神是沂蒙精神的脊梁。
和庄——沂蒙精神辉耀下的计生旗帜
        沂南县计生局局长隋海波是个很会体贴人的山东汉子,一边给你的盘子里夹油条、咸菜,一边闲聊中把重要的信息讲给你听。他告诉我,30年前的和庄,是个让人头疼的老大难。计划生育工作在王金法的手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的情况虽然有文字资料,但总不如亲身到那里体验更为真切。隋局长说得不错,在和庄村,支部书记朱恕烈果然十分生动地讲述出一个真实的和庄。
        30年前,村两委班子闹不和,连续3年无人管事。到了1987年,全村400个育龄妇女,超生达到300多人,成了全县、全区、全省的反面典型。上级把镇计生办的王金法调回村里当书记。朱恕烈那时就跟王金法搭班子,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王金法在山上遇到朱恕烈,两人商议如何把和庄的事情做起来,从什么地方下手。下手的地方是王金法想到的:“咱老区干啥工作都是依靠群众,依靠党的堡垒户。新时期的工作思路依然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还是老办法,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发挥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伤残军人、老烈属的‘五老’砥柱作用。”王金法走家串户,发动群众。“五老”们德高望重,首先在自己身边的亲人中间做工作。这其中发生了许多故事,有两个故事是朱恕烈和隋局长都给我讲到的。
        第一个故事,从玉法老人的家庭会议。
        从玉法是个老伤残军人,为了动员三个儿子做绝育手术,他把军功章、残疾军人证戴在身上召开家庭会议。他说:“当年,我和大哥一起参军,大哥牺牲在战场上,我也成了残疾,为革命我们把命都搭上了。今天,你们不听党的话,跟国家对着干,你们对得起死去的伯父吗?”老人的话说得儿子儿媳泪流满面,当天就一起做了绝育手术。
        第二个故事,儿媳妇摔了公公的小酒壶。
        “五老”朱森先只有一个儿子,小两口生了一个女孩,儿媳妇不到批准生二胎的年龄就怀孕了。这本来不是太大的事,但是村里的计划生育“五老”要带头,他就动员儿媳做手术。儿媳想不通,气得把他的小酒壶给摔了。一次谈不通就两次、三次、四次,几个回合下来,儿媳终于做了手术。
        和庄的计划生育乱象刹住了车,在“五老”的带动下,计生政策得到了严肃的执行。1988~1996年的7年间,和庄少生了300多个孩子,全村没有一户超生。人均收入从210元增长到2450元,一跃成为全国的计生先进典型,进而形成了计划生育的“和庄经验”。
        计划生育工作搞好了,接下来就要带领群众谋划如何致富。朱恕烈回忆说:“当年俺庄的生产上不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地里浇不上水,要说水源是有,山下头就是汶河,要把水提到山上来只要有个扬水站就全解决了。可建扬水站要花十几万块钱,这钱从哪来呢?大家的事大家办,以计划生育协会的名义募捐,最多的离休老干部捐了1200元,最少的把自家买盐的1块钱也捐了出来。中国计生协支持和庄建设,给了2万,水利局拿了2万。到了1991年工程完工,和庄的地里浇上了汶河水,当年就吃上了自己种的稻米,粮食产量也上去了。”
        和庄竖起了一面旗帜,一面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贯彻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脱贫致富的旗帜。正如中国计生协常务副会长杨玉学总结的那样:“和庄是基层协会的老典型,是一朵永不凋谢的鲜花,一直对全国的人口计生工作有辐射和指导作用。我们可以把和庄比喻成中国计生协的‘小岗村’、‘华西村’,在新的时期、新的人口计生形势下,计生协要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要继续高举和庄这面旗帜。”
        朱恕烈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咱这是老区,先辈干了他们的事,轰轰烈烈,创造了沂蒙精神,咱们也要干好咱们的事,不辱前辈,不辱传统。”
        老朱的话朴实、朴素,说得人心里热热的。沂蒙精神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而消失,它已从战争年代走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也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和庄经验让我这第二次沂蒙行,找到了落脚点。
 

 

 




微信订阅

打开微信,点击底部的“通讯录”,点击右上角的 “添加” 搜号码 lifechina1981 或查找公众号 人生网 即可。